陳凱歌 | 導演就位

30年,陳凱歌拍了15部電影。他曾被人捧上神壇,意氣風發;也曾被人質疑,他擼起袖子與人理論,像個少年一樣。你見他在眾人中橫眉冷對長談闊論,卻因為太喧囂聽不清楚,后來他索性不說了,默默往紙條上寫字。當看熱鬧的人群散去,他還在那兒駐足遠眺。這時你過去再仔細品讀一下他撇下的小字條,上面既寫著對人間疾苦的關愛,也有對大千世界的感悟,更有對社會幻象的發問。再看他,依然是那個梗著脖子的驕傲少年。

陳凱歌 | 導演就位

陳凱歌

一次重任

67歲的陳凱歌可能沒想到,《我和我的祖國》里的“白晝流星”片段會產生非常兩極化的評價。有人喜歡它的超脫釋然,甚至是當中包含的救贖。另外一些人覺得,它太松弛了,松弛得不像是那個最擅長書寫觀眾情緒的陳凱歌。在此之前,我們幾乎很少看到任何一部由若干個章節組合而成的電影。七個章節,幾乎涵蓋了新中國成立至今70周年的全部重點事件。要拍,要如何拍才能真實動人?這些歷史事件距離現在最近的也有十幾年,最遠的有幾十年,如何才能為在新世紀生活了將近二十年的觀眾們再現當年的場景,這成了重中之重。

相比于《我和我的祖國》其他六個故事,“白晝流星”確實顯得有些不同,它沒有非常緊張的情節,反而有一種大愛藏在里頭。片中另外幾段故事,幾位更年輕的導演和編劇結合歷史背景,寫下了主角排除萬難,最后達成所愿大快人心,符合觀眾的心理預期。甚至有人專門發帖子討論:如果“白晝流星”不寫扶貧,而只講載人航天,一樣是艱巨任務,一樣可以振奮人心,對導演而言是個最討巧的做法。但那樣全片就會出現三四個結構趨同的故事,作為總導演,陳凱歌要考量全局,同時更要面對臨時的任務性要求,他選擇獨辟蹊徑,代價是他把自己支到了戈壁灘上。“ 電影籌備之初,我與團隊總結出‘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這樣12字的方針。至于影片的風格,有兩點值得提及,第一點就是我們想做一個和人有關系的故事,如果你只是記錄事件的話,那就變成紀錄片,我們想拍中國人民怎么樣在過去70年間,艱苦奮斗去推動我們的國家強大的這么一個故事。同時是有溫度的、有人情味的普通老百姓,這個歷史車輪的推手真的是人民群眾,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去讓這7個故事連接起來,其實我們除了剛才講的12字方針之外,還有另外4個字,是每一個導演必須貫徹的就是昂揚深情。”

“白晝流星”是七個片段里最短的一個,卻藏著陳凱歌最重的心結。他的成長經歷豐富,經歷過諸多歷史變革,兩千萬知識青年下鄉,有人最終回歸城市,還有很多人就扎根邊疆支援建設,最后化作田野中的泥土。這些經歷寫在旁人臉上也許是皺紋,或者成為藏在心里頭的心結,陳凱歌有藝術這樣一個表達的窗口,他把成長的故事珍藏于心,便成了珍貴的物料。你幾乎可以在他的每部作品里都能看到一些他藏在心底的當年念念不忘的故事。

有行業內的人說過這么一句話:“想看導演的基本功,就看他會怎么選演員。”陳凱歌為自己這段“白晝流星”選擇了非常有沖突效果的一對年輕人和一位深沉的老者。很顯然,也做導演的田壯壯與陳凱歌有更多共同話題,關于角色,他也有一定的認同感。“我和田壯壯對電影中老李這個人物寄予深情,他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代表,很小的年齡就到了邊遠地區去插隊,但是在兩千萬知識青年里頭有一些人是永久地留在了邊疆,老李就是其中一個。他有一種對這塊土地難以言說的深情,這種情感都是血液里、骨髓里的東西。35年以前,我拍《黃土地》的時候,到陜北高原看見這個土地,當時正值春天,你能感覺到它是溫情的,多情的,跟我這次看到這片土地是類似的感覺。這兩個孩子是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他們其實對這個土地是有感情的,父母雙亡,背井離鄉,希望給自己找一條生路,但是只要一個瞬間出現,就能改變他們的人生,這就是他們看到了神州11號降落的場景。這個老李是有意為之的,他相信這兩個孩子是可以被改變的,所以我說改變就是一瞬間的事情,經歷與這個歷史場景的迎頭相撞之后,他們就像騎上駿馬,是可以追趕時代的,所以在這里頭我們也用了這兩個少年騎馬的鏡頭。”

可以肯定的是,2019年的陳凱歌想用“白晝流星”帶給觀眾的絕對不只是痛快,還有比它更高一層的感悟。

一個90后觀眾在《我和我的祖國》影評后留了這樣一段話:“電影都看完了,痛快好看,白晝流星后勁兒最大。”

田壯壯說過這樣一句話:“當你對一個角色寄付深情并認定自己所處那個年代,你就是電影中的那個人的時候,觀眾才會真的與你感同身受。”

老李如此,田壯壯如此,陳凱歌亦是如此。

陳凱歌 | 導演就位

陳凱歌

導師的治愈

10月開始,陳凱歌開始頻繁登上熱搜,除了這部轟動的電影,還有他在綜藝中對年輕演員的指導和點評。

陳凱歌非常有氣勢,那種氣勢很難用文字形容,所有的事情看起來都漫不經心,但都自成規矩。他的語氣并不像說書藝人那般抑揚頓挫,不使勁,帶著北京人特有的松弛,但中氣十足,聲音像從更遠的地方飄過來,在房間里產生輕微回音,猶如一位高僧在誦經,平和卻不容置疑。被這種聲音包圍著,會有溫暖的感覺,他不像是個嚴師,更像是一位智者,你與他對聊幾個小時都不會覺得困倦,因為你可以從那個聲音中汲取太多的養分。這一點,他自己顯然不知道,只是在兀自講著,帶著不少手勢語。

如果多看些他的訪談視頻,會發現他有兩套語音系統,一套像在殿堂上,渾厚、穩重;另一套在市井里,他會把嗓子逼尖了,語調輕巧還略帶油滑,表情跟著眉飛色舞。兩套系統切換使用,經過總結會發現,用第一套系統時,講的都是他經過深思熟慮的話,放慢速度是為在句間想好下一句說什么;開啟第二套系統時,通常代表世俗的觀點,也就是大眾的慣性思維。這兩種聲音可能也經常會在他身體里對話、爭論,產生質疑。

可能就是因為這兩套語音系統,讓人對他形成兩種相反的印象,時而冷峻孤傲,時而和藹可親,我對他太好奇了,以至于把評價自己這樣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直接拋給了他。

“我總說真正的美人從來不照鏡子,天天攬鏡自照的難稱美人。你問我是什么樣的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跟你說,和藹可親有可能是假的,冷峻孤傲沒準是真的,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生物。很多藝術家你都難得見他的笑臉,你看看梵高,你看看高更、貝多芬、曹雪芹,他何曾和藹可親過?但是他把他所有的愛,他對生命的理解,對整個宇宙大千世界的悲憫,全都變成他的作品,你說他不和藹可親嗎?所以我寧愿去接受這樣冷峻高傲的藝術家,和藹可親倘若是一種做人的方法,我覺得挺沒勁的,但是如果你的內心世界,就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我還真告訴你說,我挺和藹可親的,還絕不是做出來的。所以我不知如何判斷自己,隨性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拍攝現場的陳凱歌沒有架子,他比周圍人高出大半個頭,猶如一棵大樹,移動時身軀會前后輕微晃動,像微風拂過樹冠的擺動。在片場,他是說一不二的主人公,此時卻滿臉輕松表現得相當配合,時而趴在桌上露出詭譎的一笑,時而像指揮家那樣揮著大手沉浸在詩意中,做出很多攝影師意料之外的動作。

憑借最近熱播的綜藝《演員請就位》,陳凱歌收獲了一批年輕粉絲。很明顯,他是這檔節目的臺柱子,代表國內專業水準的上線。這些年,他拍的電影從來不缺關注,卻多次引起很多爭議。沒辦法,觀眾對待頂尖選手總是苛刻的,但他在這檔綜藝中展現的導演水平有目共睹。眼下甚至有影視公司打算把他在這檔綜藝中對演員基本功的講解和指導一一整理出來,作為新入行的年輕人的敲門磚。

陳凱歌不喜歡掉書袋,沒有太多專業術語,綜藝里,他更喜歡直接跟演員一起站在臺上,與他們一起解決問題,講解的邏輯清晰明白,沒商量口吻,直書好惡,聽起來好像霸道,可一旦經他指導,演員的表演立馬會有個本質上的改善,這是個一般人沒有的功力。但是當他為一段表演做評判時,哪怕觀眾都覺得演技平平,這位見慣了好演員的導演也沒說過一句刻薄挖苦的話,甚至盡量找出他們表演中的亮點,最后還不忘說聲對年輕人的鼓勵,比如“聽到這么多批評的時候,反而要相信你們有大成的可能”。不少演員的內心被這一根救命稻草重新點燃,每每熱淚盈眶,甚至連旁邊另一位評委郭敬明都被他的褒獎輻射到,一度哽咽。你我都能感受到,他其實始終在用一種愛意關照著臺上所有人。一個演員在臺下采訪中提到陳凱歌的指導時淚水奪眶:“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好的導演不光可以導演好一部震撼人心的電影,還會做我們心靈的導師。”

節目請來的50多名青年演員個個風華正茂,其中不乏出道即巔峰的昔日童星,或是幾年前大紅大紫的流量面孔,只是這些年忽明忽暗,在這個角逐激烈的名利場漸漸失去了往日榮光。演技這東西也是需要特定情境展現的,嚴格說不適合在這樣的舞臺上直接較量,但現在的綜藝節目顯然需要一個這樣殘酷的比賽制度,甚至不惜為此把舞臺戰場化,你可以明顯看到每位選手眼中激烈的求生欲。如果他們在競爭殘酷的娛樂圈沒能大紅大紫,再被這個象征機遇的舞臺淘汰,無疑是對自信心的重創。我與參賽的一個年輕女演員聊起當下的演藝圈,小姑娘說:“演員是被動的職業。凱歌導演顯然也深知這一點,他也深知自己的一句話會被這些晚輩當成蓋棺定論,所以他小心翼翼,對待年輕演員,他更像是一個大家長的角色。”

有一場戲,三位演員表現一般,陳凱歌最后選了一個女生,其他評委都有些詫異。在場外采訪時他說:“三個人都差不多,我為什么選擇她,因為她大概拍了四五部作品,到現在一部都沒播出,我的同情心覺得,應該給她一點鼓勵,讓她繼續努力下去。”

有的人與成功相差的不是一點運氣,只是一點鼓勵。

藝術家都是敏感的,敏感必定脆弱,而脆弱往往源于傷害,你會發現很多創作者反復表現的,就是成長經歷中的傷痛。脆弱有時會把人引向兩個方向,一種是恨意,通過報復釋放恐懼;另一種是愛,因為他更能對別人的疾苦感同身受。

陳凱歌 | 導演就位

陳凱歌

幸與不幸

有句話講,“幸運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這兩種情況在陳凱歌身上都發生了。

14歲以前的陳凱歌是幸運的。父母都是文藝界名人,家學深厚,自幼通讀中國古典文學,當時他是班里文采出眾的學生,作文經常在學校宣傳欄里展示。同時他小學畢業就長到一米八,是人群中最醒目的那一個。中學他考上了名校北京四中,本來是一次滿懷希望的起航,卻因那場社會浩劫戛然而止。

1969年夏天,不滿17歲的陳凱歌剛到云南西雙版納插隊,每天的工作就是用砍刀伐倒熱帶雨林中那些大樹。干完活休息時,他攤開被磨得血跡斑斑的雙手,看天看地,看樹看云,覺得無助。這時他聽見微風吹過樹林的聲音,像音樂一般的天籟,感覺那是有某種生命在安慰他,不禁潸然淚下。

人們都從凱歌身上讀到浪漫和詩意,詩意可能就源于傷感,這也間接鑄成了他日后的巔峰之作。他是用一生的創作去治愈不幸的童年,而他的表達手段和機遇,正是拜他的幸福童年所賜。大多數人并不知道如何用藝術來表達情緒,只能默默承受。

成長總是難以一帆風順,很多人會被突如其來的打擊徹底擊潰,有些人則選擇把當時摔破的夢一片片采擷,裝殮入心,成為內心里的一份旁人難以觸碰的回憶。

陳凱歌屬于后者,甚至比后者更甚,他讓曾經的經歷在他的內心生根發芽,并用電影作為記錄,來讓它開放成真實動人的藝術之花。

在給演員說戲時,陳凱歌經常會提到“天真”“率真”“真性情’這樣的詞語,說所有的天真都是從相信開始,只有相信才能進入下意識的表演。說起來一個看似簡單的“真”字好像算不得什么導演深藏的秘笈,可是一個演員能做到“真”,又談何容易。

“做藝術,就是心里有一種想法洶涌澎湃地撞擊你,讓你想拿起筆來創作,但凡有這種沖動的人,他都必須是真實的人。我從這么多年的經驗中體會到,為什么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帶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因為當世俗和資本把這個世界掌控以后,人性定然泯滅,我所說的真,就是指人性本來的真。李大釗字守常,多好的字啊,他守住的‘常’其實就是最可貴的平常。曹雪芹批閱十載寫下鴻篇巨著,其實無非講的就是‘真’和‘假’這兩個字,他還覺著天地有正氣。所以今天做電影的人也好,搞寫作的人也好,最重要的就是你還能不能真。”

我有點兒好奇,什么才是他眼里的天真,他給我做了這樣的講解:“天真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不懂人世間的事,人家往東他非要往西,而且他還覺得自己做的對,這就叫天真,人做到天真特別難。我老說自己是一個涉世不深的人,人家說你這么大歲數,怎么可能涉世不深呢?我就是涉世不深。所以在我的電影中,朋友說你還是有老夫聊發少年狂的勁,我覺得人生永遠在少年,永遠天真,是一個人一輩子的幸福。”

冷眼旁觀

王朔曾經在一次訪談中提及,他看完《無極》后很感動,主持人笑著追問為什么,言外之意是:這部引發巨大爭議的電影,怎么會被您這樣刻薄的批判家賞識?王朔的回答也很干脆:“他講真善美我還不許感動嗎?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講真善美,陳凱歌就好意思講了,盡管站在中國的現實,很多人認為今天講真善美有點兒虛偽,我不覺得,哪怕是在一個虛構的環境下講。”

導演一般會把作品中的主角化作自己的阿凡達,說出最想表達的觀點。陳凱歌對于“真實”的講解讓我想起《道士下山》中的何安下,他在風起云涌的塵世中也只是想捍衛常識。很多記者都會問這位蜚聲中外的導演說,您能不能再拍一個《霸王別姬》,他都搖搖頭說拍不了了,因為如今已經不再是那樣的年代,沒有人可以改變年代。

陳寅恪在致王國維悼詞中寫:“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如今,很多老牌導演都痛苦于現在他們不得不面對一批20歲上下的觀影人群,習慣網絡化的娛樂方式,他們不知道何去何從,是應該努力迎合更年輕的消費群體,還是應該講述他們那個年代人特有的觀念和故事?到底要讓自己的電影表達什么?是要曲意逢迎去挑戰自己并不了解的新故事?還是固步自封相信自己可以繼續創造經典?這讓很多身處票房時代的導演左右搖擺,捉摸不定。

對此,陳凱歌早已看穿了一切:“我曾經在時代的教育下學會了很多東西,感知人性冷暖,也會從相對正面的時代看出他的問題,做電影的人必須有冷靜觀察的態度,我認為電影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提問,做導演你沒有提問的能力不行。這個時代的電影在不斷地變化,很多人在盲從,面對這樣的風云變幻,我要做的是冷眼旁觀。”

陳凱歌導演多次提及“殉道者”這個詞,不是說他自己,只是為了表達敬意:“所有的殉道者都是勇者。比如《茶館》里的王掌柜,一個舊的文化體系在他面前轟然倒塌,于是他跟著走了。”這個結局給陳導很大啟發,覺得王掌柜有著和王國維一樣的境界。不止文學作品,生活中他也曾見證過殉道者。1966年8月24日,他和同學在太平湖畔無意中見到神情落魄的老舍先生,次日就從報紙上得知作家投湖的消息。在創作《霸王別姬》劇本時,他把原著結尾改成程蝶衣在舞臺上自刎,而不是像小說中寫的與段小樓多年后在澡堂重逢,成為最妙的改編,作者李碧華非常贊同這樣的再創作,并在她再版作品時直接改用了電影結局。

此一時彼一時,導演陳凱歌沒有再讓小道士何安下殺身成仁,而是口中默念:不離不棄,不嗔不恨。

這或許也是陳凱歌當下的心態。

陳凱歌 | 導演就位

陳凱歌

一份禮物

我問他:“看您在現場指導拍攝,總感覺胸有藍圖,一切盡在掌握,但有沒有如履薄冰,感覺要失控的時候?”他笑:“我是一個有好多失誤的導演,創作不折磨自己,不反躬自問,覺得游刃有余,這電影肯定一塌糊涂。也別想著每次創新立即能被觀眾全盤接受,對于一個電影導演來說,你一定得有一亮兒吸引著你,這個亮兒如果你不能看到,別人更看不到。但是票房為王的時代,你票房不如人家是不是就證明作品不好,標準要自己樹立,時刻清楚你拍電影的原因。”

如何選演員往往最能夠見證一個導演真實的功力,是選擇更能吸引眼球,為自己的新電影帶來更多年輕活力的新人,還是選擇演技穩扎穩打更具有質感的實力派?很多人為此掙扎。陳凱歌卻沒有這樣的顧慮:“我的觀念是人人都能做演員,全看合適不合適。其實我不喜歡試戲,你出一題,他給你來一段,這演員肯定特別緊張,因為他想拿到這個角色,不在情境里,試戲就是瞎掰,莫如聊天,相互觀察,能不能夠通過聊天把一個人給看明白了,這是做導演的基本功。跟演員合作有時候是一個點火的事,聊天就是探礦,看他有沒有這個資源,當你認定他有這個資源,不是說他自然就爆炸的,導演得過去劃這根火柴,有時候得劃很多根,才能讓他真的燃燒起來。至于說他什么時候真正進入人物,他也不知道,就像問你什么時候愛上一個人,沒人說得出時間節點。他一天天的就在那兒磨,終于有一天他自己眼淚下來了,你當他是為角色哭?他是為自己哭,這時候他就能演好,遭多大罪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導演此時應該做什么?就站在他的旁邊,靜靜地陪著他。”

當我問到他如何看待“小鮮肉”這個詞,如果作為一個導師,會給這些年輕演員一些什么告誡時,他說:“小鮮肉過去在文言文時代,那就是面如傅粉,眉若春山,目若秋水,男孩比女孩還漂亮,我覺得這個形容比小鮮肉好,小鮮肉也太直接了,這個詞給我的感受就是垂涎欲滴,都聽得見口水聲。至于說有什么告誡,我拍《妖貓傳》里頭老提幻術這個詞,互聯網就是一個幻術,就是時代發展到今天一個最大的幻術,它變幻無常,今兒可以讓萬千迷妹向你歡呼,你都不知道是真是幻、是夢是醒,太牛了簡直。然后第二天就可能發現是人去樓空,都沒了。安徒生為什么偉大,《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在我們眼前反復上演,回頭細看前塵,不過是兩三個月以前的事。所以我的第一反應不是告誡,首先是同情,怎么那么快就過去了。可是人家需要你同情嗎?不需要。”陳凱歌的說法一針見血。

我還是沒能問出2019年的陳凱歌最憂心的事是什么,可我想,也許是《我和我的祖國》的上映。我注意到,電影上映前,有2.3億人在電影軟件上給這部電影點擊了“想看”,電影預售破億,上映第一天就擁有五億票房,這樣一排數字列出來足以讓一個新人導演手舞足蹈,而在背后深藏功與名的陳凱歌看來,這卻是個沉甸甸的責任。“主旋律電影體現了國家意志和國民意識形態。只有當百姓對他國家的意志采取認同、認可的態度時,才可能使國家意志與國民意識形態合流,融匯成了一個東西。改革開放后,我們經過這三十多年的發展,滿街自行車變成滿街汽車,今天的年輕人去國外走一圈,回來說這還不如中國呢。所以我認為《我和我的祖國》最終的票房成績,不止是一個數字指標,說明人心悄然發生了變化,觀眾對自己的國家采取認同態度。”

我們決定在這次封面上將他列為“年度致敬人物”,陳凱歌沉吟半晌,說:“不需要向我致敬,真正需要致敬的是所有電影人,是這個時代,如果沒有生活中的這些真實動人的故事,我們的創作將會非常貧瘠。”

“我希望我每一部電影,都能夠當成第一部電影來拍,謙虛謹慎,向年輕人學習,向觀眾學習,同時內心又要驕傲。驕傲不是自傲,驕傲的含義是:驕傲可以推得動自己,向較為理想的方向推動,驕傲是可以對自己有要求,驕傲可以不看輕自己。還世界一張笑臉,即使它對你不公,那是你給你自己的禮物。”陳凱歌與我說完這些,喝完了他保溫杯里的最后一點水,然后離開了拍攝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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